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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纪云：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

2008-11-15 21:03:08

天气: 晴朗心情: 高兴

社长为已退休的国家新闻出版署前署长杜导正杂志《炎黄春秋》于2007年第7期，以头条文章的位置刊发了已退休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所写的《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田纪云在文中罕有地回忆了自己在国务院内度过的十二个春秋，赞扬当年中南海国务院机关节俭、朴素、任人唯贤的工作作风。全文如下：

Lq8X?p|p gGuest
我12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没有机会受正规高等教育，我又无政治背景，且长期在边远的地方工作，于我，中南海挺遥远的。但是，历史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
j`a-Cfh1ra$dGuest
D[W~X&^ |Guest从秘书室到副总理，我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我终身难忘。在这里，我讲讲当年国务院机关的风气。

K'\"Y`'{-U(lGuest国务院办公厅在周总理的长期熏陶下，有著许多优良传统。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

2Y9` Hy R]+QD0ZGuest第一，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不欺生，不排外，没有这帮那伙，同志关系比较融洽，能够很好的合作共事。在内部，包括行文，从总理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以同志相称，从不叫官衔。我刚到国务院时，真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姥姥初进大观园，不知东南西北。对于办公厅机构设置、工作运转、行文程序、各方面的关系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面对这种情况，我给自己立下三大任务：首先是尽快熟悉情况。我衷心感谢国务院办公厅特别是秘书局的同志们给予我的热情帮助。当时秘书局有一位副局长叫刘冰清（女同志，回族，她的爱人给华国锋同志当秘书，直到辞世），她从周总理时代就在办公厅工作，几朝元老了，对国务院情况非常熟悉。她一有空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同我聊天，介绍情况，有时也带我在大院转转，到各局处坐坐，让我熟悉情况，使我受益匪浅。二是把好文件关。因为一到国务院就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文件比较多。我的任务是控制数量，不能有半点差错。对于重要文件，我的办法是把有关负责人和撰稿人找在一起，集体作业，咬文嚼字，认真推敲。先后当过秘书局副局长的候颖、周锁洪、李树文、张克智、安成信等人，经常与我在一起抠文件。这种办法也使我向工作人员学到不少知识。八十年代国务院文件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三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对此，在战争年代过来的我，有点优势，很容易做到。有段时间我的家属还没来北京，我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唯一的特殊是秘书长们有个固定的饭桌，不要端著碗到处找位子。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工作人员的距离。我很快结识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与我说古道今，谈天说地，这些，却帮助我很快进入角色，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极大。
1DV]~5K}2a"Z8T)_)pGuest
第二，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在我任副总理第一任期还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是管干部的，但从来没有人到我这里跑官要官的，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么多局、部级干部，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或者送点什么礼品，所谓“红包”，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而且至今也没听说那时提起来的干部，有哪里个因腐败而落马的。

0h0}][VB|4y1S$oGuest第三，艰苦朴素的作风。国务院机关是很节俭的。比如，从周总理时代就有一个规矩，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喝茶收费。八十年代初，与会人员喝一杯茶要放一毛钱，后来物价涨了，放两毛，喝白开水不收钱。有几年，上午开会到十八点时可以吃一顿饭，但要收八毛钱，喝酒一杯收四毛。国务院北门与院子不对称，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修一下，但基于节约的考虑，始终未下决心。一九八六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它会议室没有再换会议桌。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 '四菜一汤’。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不良风气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

?Pyj4~Je!SGuest第四，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我在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任期内，多次陪同国务院主要领导去外地调研，轻车简从，与陪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近距离感受邓小平
田纪云
WAf5bsGuest原载《炎黄春秋》 2007年第12期
!{9C,Mpk)J/HrGuest
　　众所周知，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评价名符其实。
　　
　　近距离感受邓小平
　　1985年至1987年是我与邓小平同志接触最多的时期，因为那时我在国务院与万里一起主持日常工作，同时又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每年总有几次陪同总书记和总理去邓的家里向他汇报请示工作。
　　记得我第一次去邓的家里是1985年7月11日，那是向邓汇报价格改革的思路和初步方案，由我主讲，赵紫阳作补充。邓对于价格改革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他认为早晚要过价格改革这一关，迟过还不如早过。他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持下去。”“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九个月的实践证明，物价改革是对的。……改革的势头好，要坚持搞下去，这个路子必须走。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后来他多次强调，搞价格改革是要冒点风险的，但只要搞改革就会有风险，小乱子难免，只要不出大乱子就行。他也同意，价格改革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走一步看一步，顺利时就步子迈大一点，发现问题就及时调整，把步子放慢一点。
%A/?2Q }6R$BTGuest　　1985年下半年出现了物价上涨过高的情况，人们对调整工资也有不少意见。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一次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由我给大家讲一讲经济形势问题。机关干部大会是次年1月6日召开的，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差不多都参加了，由我作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的报告，针对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些认识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胡耀邦、杨尚昆、王兆国也讲了话。随后向邓作了汇报，他说，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讲得好，可作为中央二号文件发到全党（一号文件是农业问题）。
　　1986年6月10日，赵紫阳和我又向邓汇报经济形势，当时整个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农业滑坡的局面未见大的好转。造成粮食生产滑坡的原因，主要是领导层在农业连续五年大丰收，全国性出现卖粮难、卖棉难、卖肉难等形势下，对粮食生产过分乐观，认为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不能再继续鼓励农民多种粮食，并采取了一些限制粮棉生产的措施，如不再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取消奖售物资等，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我们到邓的客厅刚刚坐下，邓就说，紫阳啊，农业问题要注意呀！农业一旦滑坡，三、五年转不过来。邓小平平时比较严肃，但很少见他发脾气，批评人也是和颜悦色。
nM,Zc WEun:xGuest　　邓在听完汇报之后说，当前经济情况总的是不错的，是不是有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
nH_&c3y:}g,Dg)]Guest　　“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粗略估计一下，到2000年，以十二亿人口每人800斤计算，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位置上，总的目标始终不要离开本世纪末达到年产9600亿斤粮食的盘子。要避免过几年又要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
　　“二是外汇问题。外汇短缺，外贸发生逆差，会不会拖我们的后腿？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口。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包括进一步打开香港、东南亚和日本市场。”“要打开出口市场，关键是提高产品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力。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战略性问题，否则，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
　　“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
　　邓小平讲的三个问题都是战略性的，十分重要。赵紫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很快采取了加强农业、加强外贸工作的措施，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的设想，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12月19日上午10时，赵紫阳、姚依林和我向小平同志汇报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一坐下，邓小平就说：改革要过几关？我讲了“过五关斩六将”，但究竟要走几步？去年走了一大步，今后还要走几步，花多少时间？
　　赵紫阳回答说：要研究一下才能回答清楚。姚依林汇报了86年经济形势，在讲到外债时，邓小平插话说：外债不怕，但要用于生产，用到补财政赤字那就不好。
　　接着，赵紫阳汇报了下一步改革的设想。改革的问题，重点讲了调整钢材价格、原材料价格、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及提高粮食价格和金融改革等问题。在讲到提高粮食价格，同时提高职工工资时，小平说：“学校伙食要解决一点，300万人，加点钱，解决一点，伙食改善一下。”
　　关于1987年工作，邓小平强调说：明年工作重点是两条，一是农业，增加粮食生产；二是搞活企业，从长远看搞活大中型企业更重要。
　　在讲到金融改革时，小平同志说，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
　　在讲到要把大中型企业经营权交给企业家时，邓小平说：这个问题没解决，主要是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问题，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在讲到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时，小平同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问题。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交通、港口、铁路、通讯、原材料等，这些都涉及到发展后劲的问题。
　　在讲到要利用外资时，邓小平说：墨西哥过去借了多少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巴西人均外债4000元，墨西哥人均2000元，由落后国家发展到中等发展水平。他们用外资多了。我们要学习他们勇于借外资的胆略，但要适度，不能借得太多。但不能认为他欠债多就是失败的。
-n E1@@X/d HGuest　　最后，邓小平说：关键问题还是粮食、外汇这两个问题，不要忽视。再花大量外汇买粮食不行。另外，电子工业太分散了，为什么不与左邻右舍挂钩，联合起来搞？太分散，各搞各的不行，那样质量上不去。汽车工业如何得组织起来，也要研究一下。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
　　对于企业下放，邓小平说，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下放的阻力来自婆婆太多，听说经委有上万人，必须精简，计委一定要小。这些人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多数都还有一定知识，到基层去竞选厂长、经理，显示自己的本领去嘛！
　　1987年7月22日，在北戴河办公期间，邓小平在一份关于与南韩关系问题的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大意是：与南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不能再拖了，……随之，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中、韩经济协调小组，由我任组长，在与南韩未正式建交之前，许多经济交往，都是由这个小组首先研究提出意见报中央、国务院决定的，这对后来中韩正式建交，确实起了促进作用。
　　1987年11月初，胡、赵和我，向邓汇报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是赵紫阳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首先提出的，汇报时赵主讲，讲得非常详尽生动，主导思想是在沿海两亿人口的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把这个地区的近两亿人口甩到国际市场上去，到外国找饭吃，把国内市场让出来给内陆地区。还讲了沿海的有利不利条件以及需要在政策上解决的问题等。邓听后非常兴奋，当即表态，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胆地干。1988年1月23日，小平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时又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C N3U4{NGuest　　从我与邓小平的直接接触中，我认为邓小平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实践家，他虽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又不受任何教条的束缚，一切着眼于实际效果，所谓“黑猫白猫”论可能是他的基本哲学观点。他思想敏锐、高屋见瓴、胆识过人，雷厉风行、势如破竹，言必行、行必果。毛泽东夸他棉里藏针，柔里有刚，人才难得，我看是符合实际的。
　　
i(GSR^-C1G0XGuest　　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
iG3Td~-a1sN)~BGuest　　邓小平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他是同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一起，率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碎旧世界、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中国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错误路线，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F!]P5ExsN#nGuest　　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于1978年末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真正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要打破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的僵化状态，把人们的思想从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他肯定了由胡耀邦领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明确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强调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他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在这个报告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观点，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企业、其他人，使全国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的观点。在这个报告中，对党的干部路线，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都作了明确阐述。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基调。
!^:^(_&l&P i5UUGuest　　在邓小平的主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非常成功，是一次真正的拨乱反正的会议。全会果断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定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全会指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应着手认真地改革，认真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等等。全会决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会肯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全会还对党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那些在文革中搞打砸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人很快被赶下了领导岗位，大批挨批、挨斗、靠边站的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其以后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大得党心，大顺民心，它像一股强劲的春风迅速吹拂神州大地，使万物复苏，鲜花盛开。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建设经济特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等，都是在小平同志的倡导和支持下，由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说，二十世纪是最不幸的世纪，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纪的冷战，冷战中无数次的局部热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但正是这个不幸的世纪造就了无数的英雄，造就了一批出人头地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就是在中国大地造就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伟大领袖人物之一。他又说：“一般来讲，出色的革命领袖都不是优秀的国家建设者。革命领袖必须摧毁旧体制，国家建设则必须建立新体制。”在我看来，小平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且也是一位优秀的建设者。
　　（责任编辑杜晋）

田纪云：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
田纪云
^QSR4@9Q m`Guest【该文章阅读量：4041次】【字号：大中小】
7Z'}y@5bS5TGuest
Mi^|z?RpF8oGuest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已经进行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是伟大的三十年，是祖国大地山河面貌巨变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人民改写历史、谱写新的篇章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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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强劲东风的推动下，我国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21万亿人民币，比 1980年增长10.5倍；国家财政收入已达3.93万亿元，比1980年增长32.4倍；外贸进出口总额已达17604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 45.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比1980年增长4.3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比1980年增长3.8倍。我国十三亿人民，不仅解决了衣食温饱问题，而且生活质量、膳食结构大大改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已经建成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科技教育及其他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三十年的时间，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两步战略目标——由饥饿到温饱、由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贫穷落后、商品匮乏、定量供给的时代已成为历史。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转折。从世界范围看，我国经济总量已名列前茅，人均收入也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下收入国家的行列，全国人民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奋进。

y5R2c [9Z|]zvGuest在庆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时候，简要回顾一下我国改革开放是怎样起步、怎样逐步展开的，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将是十分有益的。

MBdR6dt&LGuest改革开放的条件准备
3E3u]K8m+b6v#S}^Guest
0BK#J(`erjGuest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他任内，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老同志的支持下，他以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惊人魄力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先后组织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等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大解放。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使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也使数以千万计的因亲属、工作关系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

#pU3^_o)vf,QGuest这样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为古今中外所没有，如果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办不到的！

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不仅为1978年底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也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试想，如果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还是“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抓、月月抓”，谁敢越雷池一步？！如果没有平反冤假错案，一大批革命干部还在蒙受不白之冤，还是“走资派还在走”，依靠谁去搞改革开放？！

胡耀邦在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后，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政治上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倡导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制造新的个人崇拜。在组织上大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积极推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实现领导层的新老交替。

1980年11月23日，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讲话的题目是《要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个讲话精彩而深刻，充分展示了他是一个无畏无私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开头就说（以下引文系作者当时的记录）：“多少年来，许多同志劝我少讲话。这些同志都是好心，我很感谢他们。但多讲、大讲也有好处，因为我们党正处在一个转折关头，拨乱反正，必须讲。现在的形势好讲话，把话讲透，对党对国家有好处。大家都敢讲话，我们党的事情就好办一些。站在人民的利益上讲话，会使我们党提前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讲话无非是三种话，拍板的话，打通思想的话，再就是乱放炮的话。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王震同志就放过炮，要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呀，等等，这种炮就放得好。”他说，“今天我只讲一个问题，即怎样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毛主席经常讲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还在讲这个问题。当然他老人家晚年也违反了唯物主义的原则。”下面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hn]8z*o#m,g#L0VGuest
一是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上级的指示。他说，“什么是上级？我们往往把个人的东西都当作上级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意见是非常精辟的，但是一般情况下，集体的智慧，经过集体讨论的东西总是超过个人的东西。因此，任何时候把上级某一个人的意见当作上级指示，都是不妥当的。”“上级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的决定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犯错误。搞个人迷信，危害之深，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今后再也不能搞了。资产阶级搞个人权威，不搞个人迷信。什么洞察一切呀，了如指掌呀，传达上级指示一个字都不能少，错了一个字都是罪状。这样创造性积极性也就没有了。这是封建思想的残余。”
YoD2bY7G RayGuest
j'z?zbxAG8WbOGuest第二、如何用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他说，“这个也不容易。毛主席说‘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党，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他自己就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推进的作用还是阻挡的作用？主导历史的是人民群众，还是个人？个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推动历史前进。毛主席号召粉碎刘、邓司令部为什么这么多年粉碎不了呢？就是因为违反了历史发展规律，违反了党心民心。为什么后来把‘四人帮’一下子就粉碎了呢？因为他们早就成了孤家寡人了，腐朽透顶了，因之粉碎他们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哪一个人。当然，中央一些同志顺应了历史潮流，减少了损失，是有功的，但与人民的力量不能颠倒。……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今后不要说某某人到我们这里来，对我们是极大鼓舞、极大鞭策这类话，这些话听起来酸溜溜的，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相信。”
i}'T&X5YGuest
])z!@8c | \{Guest第三、如何用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对待国家大事。他强调“要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要宣传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宣传它的先进企业管理经验”。

第四、如何用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对待群众？他说，“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模糊这个认识。”“我们一定不要同群众隔离，要更有成效地向群众做工作。”

)~o5U^:hvE3GDGuest第五、要用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对待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这一点不能动摇。”“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社会主义可能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党蜕化变质，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真地改善党的领导。如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坚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就是防止蜕变的重要措施。”他在另一次讲话中说，相互之间有意见，这是难免的，过去有，今后还会有。两种办法，一是民主集中制，群言堂；一是一言堂，法西斯，乱上纲。两种办法，哪种办法能安定？第二种办法不行，连毛主席那么大本事都安定不了嘛！

M#t+Y I:YT'pONGuest胡耀邦同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对于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这是胡耀邦同志身体力行的名言。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耀邦同志全不在乎。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我们党最讲民主，政治生活最活跃的时期之一。

在组织上，胡耀邦同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于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在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一批老干部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增补一批年轻干部进入中委。同年12月25日，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了调整后的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说：“在培养干部方面，我们六年走了三步：选拔、锻炼、进领导核心，下一步如何培养？一要老同志支持，二要个人努力。要给他们压担子，老同志要少管一点事。”他告诫新进领导核心的同志：第一，要努力学会驾驭全局的能力，要多拿点时间想点全局的问题，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要熟悉全局情况，学会支配时间。第二，要发扬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风格：一是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二是身体力行，模范带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八十年代中国领导层的年轻化，一大批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正是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这些年轻干部，后来大多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

胡耀邦是一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人，他不仅主张经济上要搞改革开放，而且主张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主张在文艺战线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给知识分子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敢于讲话，大胆创作。也正是在他主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民主空气比较浓，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创作热情大为提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所改进，比如：党政职责分开，党委不对口设置管理政府工作的部门；党委委员、人大常委委员和政府副职实行差额选举，人大代表可以依法联名提出候选人；国务院各部实行部长负责制，国有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农村村委会由村民直选，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监督作用，等等，都是胡耀邦任总书记时做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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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打头炮

}M'i/Dj [HGuest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曾广泛流传着两句话，那就是“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两个人一个在安徽当省委第一书记，一个在四川当省委第一书记。他们带头打破左的禁锢，打响农村改革第一炮，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肚子。农民对他们赞誉，实质上是对党中央改革开放路线的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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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q#]%pkiGuest万里同志是山东东平县人，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前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又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铁道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抓铁路整顿。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
w7g GV'c1pY,OGuest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 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C:x.R#_9Uw(HA AGuest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农民说，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与国与民都是大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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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PtbZgGuest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干部装不知道，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 年1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他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6AC`)J/fq8y"IGuest由于当时国家农委的主要负责人不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万里上任后，首先组织农口各部门大批干部赴各省农村调查，倾听农民意见。
R MW*pF:F.IL:rGuest
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赞成包产到户。已包产到户的增产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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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7|5kz1`O#WZGuest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DsMFz N%y ` z1QGuest
之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中国推广。万里同志还领导制订了五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八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谱写新的篇章，农业连年丰收。

q'Y uLZ8qtAGuest万里担任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对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对农村工作作出过许多精辟指示。他在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还为全国农村发展制定了一些法律，尤其是他提出要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写在宪法中。这个意见，在修宪中被采纳。

AX'\Qq,q.jF[Guest为了支持、引导农村改革的健康发展，在万里主持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但这些文件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各地看到承包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然后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新。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 ——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

1989年那场风波之后，有人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万里同志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受到小平同志赞扬。已经吃饱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创造出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老。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部尝试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在国有企业方面也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四川省最早带头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调动企业积极性的路子。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是放权、让利。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工业企业捆得死死的，窒息了企业的活力。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决定选择六个不同类型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1979年1月，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总结初步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扩大企业自主权急需落实的14项政策、措施，并选择100个企业作为第一批试点。
;t$J+wx&E8y-g;CKQGuest
!d+[OU:o)X*|SGuest我当时作为四川省财政局长、党组书记，十分赞赏并积极支持省委的改革思路，对省委提出的改革措施或者要财政上解决的问题，总是千方百计给予支持。根据省委的指示，先后出台了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措施，如对新办的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三年内免征所得税，对集体手工业增长的所得额减半征税，对红薯、甘蔗等代用品烤酒适当降低税率，对一些政策性亏损的产品如小生铁实行定额补贴，“五小工业”实行利润分成，小水电利润不上交用于以电养电等。同时还对广汉、新都、邛崃等县，进行了财政包干试点。这些在当时看来“合理而不合法”的政策，对于四川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四川省10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可喜成效迅速传遍全国，传到北京。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康世恩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改革现行“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搞活国有企业的勇敢尝试，对打破“大锅饭”、激励企业积极性有着重要意义。1979年7月，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国家经委党组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带有现场会议性质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康世恩在会上指出：“扩大企业自主权，这是一个大政策，势在必行。这样做，解决了目前许多企业中存在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盈利亏损一个样的问题。”会上，除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杜星垣作了报告外，我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财政如何支持工业生产和改革的做法。我说：“逐步调整国家、企业、职工之间的分配关系，打破‘统收统支’的局面，恢复社会主义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应有权益，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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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BJU*_!W$ZfPGuest这次会议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以减税、让利、扩权为核心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并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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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B {,K |;\Guest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

4x N0zD#IQG r+JpzGuest到了1984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全面推开，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增产，人民的衣食温饱已基本解决，企业扩权试点也取得了可喜成绩的形势下，全面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件基本成熟。
2BF0Vkb1c8c d6ZGuest
0d-A2? gXNA||Guest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首先从打破僵化的、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入手。因此，他于1984年9月9日致信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中三个问题的意见，主要内容为：第一，计划体制问题。各项改革都牵涉到计划体制，这是经济体制的核心。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第二，价格改革问题。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现在价格体系极不合理。我们调整价格，主要是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是结构性调整物价，而不是通货贬值。除了调整价格体系外，还有一个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问题。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第三，国家领导经济的职能问题。计划体制的改革，价值规律的运用，都要求国家的经济职能产生相应的变化。近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应是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主管经济的部门，都要逐步简政放权，逐步减少对企业正常经济活动的干预，学会运用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控制。
*wBWNLh(UfGuest
_6B/TS.k,L6FaGuest9月10日，邓小平同志对这一文件批示：“我赞成。”9月13日，陈云复信赵紫阳指出：这三个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对这几年城市经济改革经验的总结。他表示完全同意并指出：关于计划体制，合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关于价格改革，现在确实是有利时机，应当稳步进行。关于政企分开，这样做很必要。

10月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为了适应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需要，我国现行计划体制必须进行改革。要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大量的一般经济活动，实行指导性计划；对饮食业、服务业和小商品生产等方面，实行市场调节。《暂行规定》就计划体制改进、改革工作包括的生产计划、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利用外资外汇计划、物资分配计划、商业外贸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国民经济的平衡等12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3wy&e(I9mo pGuest
5m lbNM$BO|oGuest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赵紫阳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认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U-v1jA#`D:[t4H.\/KGuest在同时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高度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说：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邓小平还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邓小平还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改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
T7\J4u-f#o1mGuest
5rE/QD$mpeGuest在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国务院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由我分管，我的工作重点也转向了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对于如何推进改革的行动方针，国务院总理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慎重初战，务求必胜”。（见1985年3月国务院向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邓小平同志也不止一次地说过：“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见1985年3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的谈话）
Ty;q"n_!KGuest
（责任编辑杜晋吴思）

田纪云：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
K4Tm;M#@KGuest2008年03月10日 10:12文摘报【大中小】【打印】

相关标签： [改革开放]

创办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和突破口，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B {Qg f!^Guest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时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办特区的设想：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根据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中共广东、福建两省委分别于 6月6日、6月9日向中央写出了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
1D m-H;Q{gGuest
zzg{CGuest1979年4月，中央派谷牧同志带领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到广东、福建作了实地考察。经过上下反复酝酿、研究，1979年7月，中央、国务院正式下达文件，批准广东、福建省委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中央在批示中指出：“ 中央确定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自主权，尽快地把经济搞上去。”
$I"{'FW KRGzGuest
&f"r"h$G J{i[ MGuest1983年我任国务院副总理后，经济特区的工作由我分管。谷牧同志向我介绍，1979年末，对试办特区多数同志意见趋于一致，但叫什么名字几经周折。开始议论想叫“出口加工区”，但范围似乎窄了点。有人主张叫“自由贸易区”，问题是“自由”两个字不容易被人接受。正在犯愁的时候，坚持反对办特区的同志针对小平同志所说的“陕甘宁也是特区嘛”批评说，他们不懂，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此话很快传到广东。广东的领导人脑子反应很快，说：对了，叫“经济特区”好。最后小平同志拍板，同意叫经济特区。这就是“经济特区”的由来。
_bq"C`E;n,tvTrGuest
1980年3月，中央决定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并决定：对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体制，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经济结构和市场调节，在建设上以吸引外资、侨资为主，对外商投资给予较大优惠和方便，特区拥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和灵活的机制。后来小平同志把特区的作用概括为四个窗口：“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4QW+v4mDpC,He*eGuest在中国创办经济特区，举步十分艰难。从起步到建设，一直存在激烈争论，坚决反对的同志、坚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很不少，一直争论不休，主要是担心搞资本主义。但小平同志十分坚定，亲自视察，明确表示支持广东、福建先走一步，为我国发展经济“杀出一条血路”。

3Pz cz4grS.OA0X&bGuest在特区创立与发展的过程中，小平同志一直给予极大关注与支持。1987年，邓小平同志说：“我现在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_kO(_4PFV'}3L4uGuest
5I:tNV]!dGuest党中央、国务院认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要从东到西、从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和发展。1984年和1985年，又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和开辟四个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4月，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海南岛建省并设立海南经济特区。

现在回头看，沿海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不仅大大加快了东部沿海地区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乡镇企业以及私营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的全面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中西部的发展也起了强劲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炎黄春秋》 2008年第2期）

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
2008-10-23 阅读:5　出处:炎黄春秋作者: 编辑： [ 大中小 ] [发表评论] [打印文章] [关闭窗口]
;P!S"k]4?s:E?5s,\Guest
田纪云

9oK^I zB Bb!|Guest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时，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研究厦门经济特区规划
G8h"@RA2_|8s GzGuest
FxT3U.q }}5OBGuest
&uuaY*?m/E@Guest日新月异的深圳城市建设
O1Cv*XW"D5jGuest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
j+G3HW^y iGuest
!S)K:s yS-k;l6?Guest　　在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真可谓“难于上青天”。建国后几十年长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已渗透到各个方面，比如经济形式的单一全民所有制，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对生产资料的统购统配，对财政收支的统收统支，对工业消费品的统购包销，对外贸易的统一经营、统负盈亏，对劳动工资制度以及对物价管理的高度集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等。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实行了几十年，人们已习以为常，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谁要改变它，就是离经叛道，搞修正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要进行改革，向商品经济以至市场经济过渡，不仅要触动旧体制，改变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且必须打破传统的思想观念，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八十年代，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和巧妙运筹下，冲破重重阻力和难关，取得了辉煌成就，为九十年代乃至以后几十年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持下去。”（邓小平1985年7月11月听取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田纪云、张劲夫、宋平汇报时的谈话）
　　八十年代先后推出并实施的改革措施是：1、改革税收制度，即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取消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办法，税后利润归企业，探索国有企业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发展的路子；2、改革与完善财政体制，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变由中央“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体制，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3、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取消实行多年的主要农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制度，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4、改革蔬菜购销体制，取消由国家统购包销的制度，把蔬菜经营推向市场；5、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变官办为民办；6、改革流通体制，变国家独家经营为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少环节、符合商品流向、有利商品经济发展的流通网络；7、改革外贸体制，实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打破长期实行的由国家统负盈亏、大锅饭的外贸经营体制；8、改革工资制度，实行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打破平均主义；9、改革劳动制度，实行劳动合同制、双向选择和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打破长期实行的一次分配定终身的劳动制度；10、改革物价管理体制，逐步慎重地放开物价，使之适应发展商品经济的需要。
!@/@(NqM,MGuest　　这些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由我根据国务院领导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出的大思路，组织有关部门制定方案后，首先提请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研究论证，如认为可行，即提请胡耀邦主持的书记处或政治局审议通过，然后再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审议通过改革方案的常务会议多为万里主持），并做出决定颁发文件予以实施。有些重大改革措施，如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劳动工资制度改革、物价改革等，在财经领导小组研究后，赵紫阳还要带上我和有关同志分别向邓小平和陈云同志汇报，征得他们的同意。有的则在书记处或政治局研究后由代他们参加会议的秘书向他们汇报，然后把他们的意见反馈给中办。
A|v-ug\](FUGuest　　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是在同传统经济体制、传统观念和某些个人暂时利益的矛盾与磨合中推进的，由于方向明确，步子稳妥，除价格体系改革一度出现曲折外，总体上进展是顺利的，成功的，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为了让年轻一代了解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情况，特将十大经济改革措施的要点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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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x c"du3[vH8XtGuest　　1、关于“利改税”
*YvN8iuGuest　　中国税收制度是五十年代借鉴苏联的做法，适应计划经济单一经济成分建立起来的。全国解放初期，还保留了国民党时代的一些税收制度。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经济成分向单一化的全民所有制过渡，税种也越来越单一，除了工商统一税外，就是几个地方税的小税种，如牲畜交易税、屠宰税等。1965年还在重庆作过 “税利合一”的试点，准备把工商税也改为以利润形式缴纳。理论根据是，社会主义企业固定资产都是全民所有，经营所得利润也应全部上交国家。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未及在全国推广。
　　八十年代初“利改税”的改革，就是想用税收的形式理顺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不论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还是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在依法向国家纳税以后，其税后利润都归企业所有，归企业支配。其目的是适应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成分多元化的新形势，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与动力，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和条条、块块分割的矛盾，企业对中央与地方只承担纳税的义务。并设想在利改税的基础上，用划分税种的办法，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我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阐述利改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阐述城市和农村不一样，不能简单的把农村的承包制套用到城市，用来解决企业和国家的分配关系，但由于部门之间意见的分歧，影响了领导的正确决策，使利改税一度中止，再次实行改革初期的企业承包制，但最终还是回归到利改税的轨道。后来的实践证明，利改税这一改革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5_#E-Tf c&XGuest　　2、关于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
&o/m]2nv n6Q;dGuest　　财政体制是国家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之间财政的收支范围与管理权限，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财务关系从而调动各方面当家理财的积极性，促进和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及各项事业的发展。
~cj_;~dGuest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对财政体制进行过多次改革，实行过多种形式的财政体制。归纳起来，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 “ 统收统支”的办法，即地方财政收入全部上缴中央，地方支出则由中央拨款；另一种是以中央对地方实行“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办法，即按照中央核定的支出，划给地方一定比例的收入，如收入超额完成了任务，地方可以按比例分成，使地方有一定的机动性。再一种是中央对地方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体制，也叫做“分灶吃饭”，即由中央核定地方年度收支总额，收支挂钩、按比例总额分成，收入超额完成的部分，留给地方支配，使地方零用钱多一点。这三种办法，虽然形式不尽相同，但实质都是高度集权的体制，没有真正的地方财政。
(y z-Xo(|t,}Guest　　与财政体制相适应，长期以来，国家对企业基本上是采取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办法，利润全部上缴，支出上边给，亏损国家补贴，把作为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的企业变成了各级行政机关的附属单位。总结建国以来实行的各种财政体制利弊，特别是考虑到未来发展方向是用税收的办法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同时，也借鉴了匈牙利、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我们提出用划分税种的办法来划分各级的财政收入，也就是说，在企业将上缴利润改为依法上缴各种税收的基础上，将税种分别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使地方财政具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这就是后来所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根据和来源。

　　3、关于改革农产品购销体制
;d3V^,qr0?Guest　　建国以来，我国对粮食等主要农副产品长期实行的是“统购统销”的制度，它的基本措施是：农民生产的粮食除自己的口粮和种子外，全部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一切粮食加工和经营粮食的企业，统一归国家粮食部门领导，所有私营粮商、粮食加工厂一律不许经营粮食或自购粮食、自销产品；对城镇居民、从事经济作物生产的农民和农村缺粮户，由国家按计划凭证供应；对食品及其他工业用粮，一律由国家粮食部门按计划供应，不得自行采购或转售粮食。
　　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同时，对油料、棉花也实行了统购统销。对生猪、烤烟、黄麻、蚕茧、羊毛、水果、水产品和中药材等数十种农产品，实行统一收购，即派购制度。
,I7r0e3ab"~K:n @3ltKGuest　　这种对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在粮食等农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对保障社会的稳定，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制度不符合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发展的要求，它切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严重违背价值规律，长期以低价收购农产品，用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办法，说白了是用剥夺农民的办法保障供应，积累建设资金，极大地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越少越统，越统越少”的恶性循环。因此，随着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改革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势在必行。
　　八十年代改革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大体是按照以下三个步骤进行的：
　　第一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从1979年起，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提高了粮食、棉花、油料、生猪等18种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对超购部分再加价50%。同时，恢复了对粮食、油料的议价收购，在市场上开展议购议销。
!m^/ms9psGuest　　第二步，减少统派购的农产品品种，扩大市场调节的品种。1983年10月国家将医药局管理的二类中药材从54种减少为30种，将商业部管理的一、二类农产品从46种减少为21种；到1984年底，国家统派购的农产品减少为38种。
n8oBC#BDGuest　　第三步，从1985年起，取消统购派购，将粮食、棉花改为合同定购。粮食、棉花以外的其他农产品，实行自由购销。1991年，就提出了“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目标。
s8VI1nRGuest　　在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同时，在城镇也取消了凭证供应的配给制，各种票证自然消亡。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改革，总的是比较顺利的。现在改革开放前所使用过的各种票证已成为“文物”被收藏。

t |LsroGuest　　4、关于改革蔬菜购销体制
S*OMd%Q)cGuest　　蔬菜是城乡人民不可须臾缺少的东西。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蔬菜供应是采取由国家统购包销的办法，即由国营菜店向菜农包购蔬菜，再由国营菜店向城市居民统一销售蔬菜。蔬菜旺季时大量烂菜，损失由国家补，淡季时居民买不到菜，群众怨声载道。这是计划经济的弊端所致。从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就逐步放开了蔬菜价格，步骤是先细嫩品种，后大路品种，如白菜、萝卜、土豆等都是最后才放开的；目标是把蔬菜购销推向市场，多渠道经营，逐步拉开品种、季节差价。
1D8AZOo$Q$[Guest　　蔬菜价格放开之初，价格一度大幅度上涨，群众怨言不少。为此，国务院决定，对城镇居民不分男女老幼每月给予7.5元的副食补贴。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放就活，一活就多，蔬菜品种数量大大增加，质量提高，价格也下来了，群众也满意了，国家逐步甩掉了统购包销、大量亏损的包袱。

N5e4y(c$E whF1xNGuest　　5、关于改革供销合作社体制
;p,F9B:Fn^5UiGuest　　在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和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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